《中国学术》第三十六辑卷首语

卷 首 语

本期为“纪念清华国学院九十周年”的专号,各个栏目的文章为此都专门进行了调整,以期在总体上能够达成呼应的效果,使读者可以时时回顾到本院在1925年的那次创办。

论文栏第一组聚焦于语言学。首先,发表了早期导师赵元任的未刊遗作。在这篇以英文写于海外、尚未最后杀青的手稿中,作者选取了鲁迅、茅盾、沈从文与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来考察他们各自对白话文学的创造。这位具有敏锐语感的语言学家,既以他们各自的白话观念来对照其创作,也对他们各不相同的观点进行了比较,不仅借此展示了白话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也暗示了白话文学的过程性和发展方向,——显而易见,他是更倾向于沈从文那种句式灵活多变、收放自如的语言风格,和老舍那种摈弃生硬欧化句法、追求简洁自然的白话风格。接着,赵坚通过分析假名与拼音这两种表音系统及其附丽之主体——日语和汉语的不同构成关系,以及各自的得失利弊,来反思汉语表音系统的日后发展方向,借此提出再创一种能与汉语水乳交融的表音系统,使之成为真正音义兼擅的现代语言。具体而言,作者指出了由于拉丁拼音字母与方块汉字的异质,使得汉语拼音虽冠上汉语之名,却又始终游离于汉语之外,远不及日本基于汉字的对于假名的发明。因此,汉语今后似应另择一套标音的系统,而诞生超过了一个世纪、经过了历史锻打的注音符号,也许正是我们合适的选项。

鸭脖娱乐第二组废料探讨文学与冲突之间的关系。刘东指出,艺术的风筝虽在“自由地”扶摇而上,却还有一条纤细如发、若隐若现的牵线,在遥遥地收拢与控制着它,那就是作为“善”的主观欲求,包括人心中的想象、情愫、希冀与怀想等等。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灵需求,艺术才会不泥于生活的表面逻辑,而要坚持创造出相对独立的文本结构,并力争去呈示出隐在表象背后的意义世界。由此便暴露出,以往对“大团圆”的批判实有偏颇:一方面,即使被安排了“大团圆”的虚拟结局,中国的民间戏曲也并非“一团和气”的,相反倒是以冲突的展开为前提的,也是顶着“圆满结局”的帽子来暴露矛盾的,由此,也就包含了对于“高高在上者”的相当程度的反抗;当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良善的随和与常乐的知足,它也的确倾向于“仇必和而解”,要安排作为主要戏剧悬念的人间冲突,能够在一出戏文的有限时间内,得到哪怕是明知虚拟的团圆或解决。何恬则接着上述话题,由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越剧从题材到唱腔都全面转“悲”的个案入手,探讨了原本遵循“始困终亨”之“大团圆”模式的传奇戏曲,在跨文化的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嬗变过程。作者指出,“国仇家难”与“女性戏剧”只是导致越剧转悲的一部分原因。实际上,晚清民国的上海市民文化在欧洲浪漫派小说影响下兴起的“哀情”文化潮,与王国维、胡适等现代知识精英所无上尊崇的西洋“悲剧”话语,更是越剧风格从“悲喜交集”转向尤擅“悲戏”的重要背景。一方面,越剧的转悲固然折射出了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压强时所遭遇的种种尴尬,但另一方面,转悲后的越剧之所以能够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又恰恰证明了在中国文化中,原本就不缺乏对人生冲突的深切关注与出色表现。换言之,二十世纪的越剧借助于舶来话语的压力,是延续、激活并“创造性地转化”了江南“言情传奇”传统原本擅长的抒情悲戏传统。

第三组的论文属于历史地理学。辛德勇指出,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岭南地区设立的象郡,其位置和范围直接关系到秦朝东南部的疆域范围,为后来中国历代版图在这一地区伸缩演变的基点,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一个重要问题。自从《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传统的史籍,一直认为秦象郡的南界也就是西汉日南郡的南界,已经抵达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却有法国学者马伯乐以及一些日本、越南和中国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谭其骧和周振鹤,先后对此提出新的看法,以为秦象郡未曾远至今越南中南部,仅局限在今中国广西、贵州境内部分地区。作者今番重新分析相关文献记载,指出仍应尊重中国的传统说法,把秦象郡的南界定在今越南中部。李丞指出,黄河多沙的特点造成它易在下游形成地上河,也确曾出现过整体或局部水行地上的情况。不过,作者选取黄河转向决溢频繁的北宋时期中的三次北流,以此为对象来探讨地上河在当时的形成情况,发现三次北流只在局部河段形成了地上河,而整体上河道状况仍属较好,主要是因为三次北流堤距极宽,有较清的河水汇入,且入海口通畅。作者进而指出,“河清海晏”自古被视为治世盛德,但全无人工治理,令黄河恣意漫流,固然不可,而不顾自然因素,全恃人力,效果亦有限。唯有执两用中,取“不与水争地”的主旨,辅以因地制宜的修防措施。

第四组的论文来自文史考索,而配合着本期的“纪念专号”,关注点也会再次落回清华国学院这里。八世纪中后期活跃于敦煌地区的昙旷,是现存文献中可见到的最早系统讨论唐译《大乘起信论》的学僧;张雪松专文探讨了他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著作。昙旷的生卒年没有明确的记载,他最初在家乡接触到了佛教,后往当时的首都长安系统学习佛学知识,安史之乱后又被迫离开长安;昙旷的后半生一直在中国西北部地区讲经、著述,并在敦煌佛教界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以致于在其暮年,吐蕃的赞普还修书向他求教。作者认为,昙旷在八世纪中叶之前,便在长安接触到唐译《大乘起信论》,由此可证730年成书的《开元释教录》著录唐译《大乘起信论》是可信的。 学界对陈寅恪诗学的研究尚不充分,而他同宋诗的关系更有待开掘;周景耀以陈寅恪手批《宋诗精华录》为线索,挖掘陈寅恪与宋诗的渊源关系。这既体现为陈寅恪对于以苏东坡、陆游为代表的诸多宋代诗人的深入关注,也体现为陈寅恪与陈三立、郑孝胥为代表的晚清宋诗派之关系,而这两方面又具有潜在的逻辑关联,共同反映了他的诗学趣味与文化选择。作者认为,通过陈寅恪对宋诗的关注与理解,可见其精神深处对于以宋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持守与期待。因此,对于他与宋诗乃至宋学之关系进行研究,实为进入陈寅恪思想世界的一大关键。

鸭脖娱乐评论栏中,陈怀宇从纷杂的中外文史料中,钩沉出首位来清华任教的美国交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麦克尔罗伊(Robert M. McElroy)的学术生涯和他参与的政治、社会活动,尤其对他同中国事务的关系进行了着重考察。这位早已不为当今国人所知的外籍交换教授,曾对当时的局势表达出长远而睿智的看法,他所持的用武力保护民主以抗击德国侵略的主张,后来也被证明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而他有关中国终将崛起的预言更已成为了现实,这都说明他确是一位具有前瞻性和预言性的学者。付佳述评了早期院友赵万里的其人其学。赵氏先求学于国立东南大学,从吴梅研习词曲,后又担任王国维在清华的助教,深得王氏之学。他一生主要供职于北平图书馆,对该馆善本部的建设厥功至伟。他早年涉猎范围十分广泛,后逐渐废料于文献学,在版本、目录、辑佚、校勘、金石、词曲等方面皆有贡献。他编著《校辑宋金元人词》、《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国版刻图录》、《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等,均达到了同时期的最高水平。李辉述评了早期院友杨筠如的其人其学。杨氏是清华国学院的首届学生,师从王国维、鸭脖娱乐,专治《尚书》、上古史。《尚书覈诂》是他的成名作,并凭此以“甲一”榜首的优异成绩毕业。该书博引甲骨文、金文材料,深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教,是二十世纪《尚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他在汉魏制度研究上亦多开拓之功,《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一书为研究九品中正制度的开山之作。后期,杨氏受到“古史辨”派学风的深刻影响,在古史传说、诸子思想领域多有论著,成为从“释古”向“疑古”转型的典型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书评栏中还特别发表了李懿对于《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的述评。这是自本院于2009年复建以来,我们五位新聘的导师首次合作出书,而且,尽管同事们涉猎的专业不同,选择的断代不同,研究的视角不同,采取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但只要升入了一定的层次,其照顾面总会越来越宽,所以大家共同鸟瞰的结果,就无形中交织成了一张智识之网,隐约对中国从古至今的发展,以宏大笔触去进行总体勾勒。事实上,从王国维所谓“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的诗句,到陈寅恪所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安全之地位”的判定,这种既具有中国本根、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学风,正乃清华国学院始终不渝的主张,也是它获得“神话”般傲人成就的根源。

鸭脖娱乐当然,就算上面所讲的那一条红线,足以把早期的和当今的追求勾连起来,若跟世界上各个著名学术机构相比,本院的历史传统也并不算很悠长。可即使如此,置身于建院九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还是要感激地怀想那些学术前贤,因为正是他们当年所留下的学术传统,让我们看似寻常而枯燥的治学活动,获得了更厚重的历史感,和更笃定的正当性,从而足以在内心中激发出更大的创造热情。

刘东

鸭脖娱乐2015年7月23日撰写于法国人文中心

鸭脖娱乐2016年1月24日改写于三亚湾·双台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