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第三十八辑卷首语

卷 首 语

尽管受限于杂志的印制周期,只能在这里表达迟到的悼念,可我还是要把对于狄百瑞教授的追思,先补写到本期的卷首语中。这位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汉学家,看似毕生都埋首于故纸堆中,却往往能对中国文化的品格,发出足以警醒世人、而改变观念的论述。比如,他那本《中国的自由传统》,就一反魏特夫充满了东方主义的论调,而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学思想的内部,接引出了对于专制政治的、并非在拾西人牙慧的批判。再如,他那本《东亚文明:五阶段的对话》,也是一反误以为“中国贵一道而同风”的俗念,点明了发生在中国的几次思想对话,且又把中国文化的每一波高峰,都对应于一番这种深度的对话。而现在,我又在组织对于《高尚与文明》的翻译了,唯望中文读者能够尽早读到他的这本新作。

鸭脖娱乐论文栏第一组,其主题为希腊哲学的研究。瓦赛里斯·珀利提斯挑战了对柏拉图存在论的传统理解。寻常的观点认为,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柏拉图持有不同的存在论。可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学者却提出,柏拉图之所以提出理念论,是为了回答早期对话中提出的定义问题;与此同时,这种理念论又超越了定义问题,成为了关于本质和解释的理论;再到了以《智者》篇为代表的晚期对话中,柏拉图也并未放弃其理念论,而是提出了“何谓存在”的新问题,并以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论,发展了中期对话中的存在论。接下来,刘玮讨论了围绕亚里士多德“勇敢”论说的五个争议点: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讲勇敢关乎害怕和信心这两种情感,是否应该将它放在两个“不及-中道-过度”的三元结构中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似乎将勇敢理解得过于狭窄,只关乎战场上的勇敢,这是否不尽合理;既然勇敢者要面对生与死的挑战,而伴随着害怕带来的痛苦,亚里士多德又如何理解勇敢中的快乐;勇敢如果是承受害怕的痛苦,那么似乎与自制更为接近,而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德性;《欧德谟伦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于勇敢的讨论有何差别,这种差别对于确定它们的先后顺序有否帮助?总而言之,作者试图借助于这一系列的讨论,来呈现亚里士多德之勇敢论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第二组的主题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刘东通过比对朱光潜和鲁迅对于陶潜的不同解释,既重新框定了对于那位古代诗人的阐释空间,也转而凸显了这两位现代论者的不同解释立场。通过比较文学的跨越分析,作者发现了隐藏在当年话语之后的西学权力,也即无论是朱光潜笔下的、还是鲁迅笔下的陶潜,实则都暗通款曲地源自他们读过的尼采学说。只不过,前者作为一位职业的美学家,并不看好尼采笔下的“狄奥尼索斯神精神”,而宁可倾向于其《悲剧的诞生》中的“阿波罗精神”。这样一来,那些曾被夸张得煞有介事的“和平”与“抗争”、“超然”与“热烈”之争、“逃避”与“介入”之争,乃至“书生”与“战士”、“学理”与“现实”、“保守”与“革命”之争,也就被还原成了“希腊的日神”与“希腊的酒神”之争,甚至“尼采本人”与“尼采自己”之争。接下来,傅君劢则藉由细读杜甫的“倦夜”一诗而指出,不同于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中国文明在处理身体、暂时性、身份和知识的不确定性等一系列问题时,采取了一条大不相同的道路;缘此,中国思想家强调心、情、志本身的肉身经验性,认为那些主观性并不是幻觉,而乃我们正参与其间的世界深层之理的组成部分。为此,作者还沿着历史的前后线索,详细讨论了自战国至唐代有关知识、欲望、自我和行动的重要论说,以及由此引发的礼、乐、诗歌理论,并强调了这些论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第三组的主题是历史书写的研究。成祖明指出,河间儒学的兴起与汉初制度意识形态的转型密切相关,而对汉初从黄老转向儒学、走向文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对先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复原,构成了汉初“成书复典运动”的一部分;而《毛诗序》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书,由此书写了河间王国儒学的历史记忆,构建了“天礼之学”体系,并反映了河间儒学集统一国家的思考、诸侯方国的视域与平民士人的理想诉求为一体的特质。这与帝国中央儒学的“天人之学”形成了深刻的分野,反映了两大儒学系由不同集体经验发出的经验归纳与学理建构。接下来,永田拓治指出,魏晋被认为是“史”取得了划时代发展的时期,而“史”对于理解这一时代的历史性格也非常重要。在这中间,别传的体裁尤其引人注目,被认为代表了该时代的历史性格,尽管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正史列传相比史料价值偏低。不过,别传却是流行于从东汉中后期到东晋的长时段内,其中也包括了丙部(以后的史部)从图书分类中独立的西晋时期。也就是说,别传在编纂之初可能并非被认定为史书。因此,如果将别传作为史书来进行分析,或许会看不到其历史的特质所在。准此,作者认为别传并非魏晋时期流行的史书,而是流行于东汉中后期到东晋时期的人物传,他还进而论述了别传的历史性格及其变迁。

鸭脖娱乐第四组的主题仍为历史书写,也即与第三组的论题实属一类。对于范晔《后汉书》中文本面貌高度相似的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徐冲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东汉国史《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应当是构成了最初的文本起源。这一类型的书写在东汉后期颇有其例,与当时“士、吏之别”的起源正相对应。成于孙吴的谢承《后汉书》,以《东观汉记》所记冯良事迹为蓝本,书写了江东名士赵晔事迹。而东晋时期的袁宏《后汉纪》与葛洪《抱朴子》,则通过发展出若干相异的新细节,使冯良分别呈现为儒学名士和道教先驱的不同形象。到刘宋初年范晔书写冯良事迹时,既继承了《东观汉记》以降以冯良为儒学名士的主流书写,又纳入了谢承《后汉书》、葛洪《抱朴子》等发展出的新细节。由此足见,冯良事迹在诸家“后汉书”中的发展过程,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学作品在文本传承方面所蕴含的因袭、歧变与反哺的层累过程。接下来,孙正军则从书写模式的视角,对于《史记》、《汉书》及《后汉书》中记载地方良吏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发现《史记》书写良吏与后世差异较大,不仅载录对象非地方长吏,对于政绩的叙述也语焉不详;及至《汉书》,则以社会所期待的理想良吏为基准,确立了一整套的良吏书写模式;而《后汉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以灾异祥瑞论为认知背景的德感自然模式。作者指出,随着《汉书》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和《后汉书》的完善,中国古代的良吏书写模式亦趋于完备。这套提供了叙事素材乃至组合方式的书写模式,成为后世史传深所倚赖的模板,此后一直到明清都被执着地延续着。

评论栏中,程炜考察了刘皓明译著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的译文、注解和阐释,批判地评估了其贡献与不足。相对于刘书较为简化的介绍,补充说明了荷尔德林版本问题及其背后争议的复杂性,特别是编辑问题背后的语文学和意识形态问题。同时,又结合当下英美与德语学界对于荷尔德林的研究,重新评价了刘书对于康德、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论述。作者尤其希望通过这一考察,促使读者进一步反思近代诗歌研究、语文学与哲学等领域的复杂关系,转向真正严格而朴素的研究。接着,林丽娟从布瑞克豪斯与史密斯在2010年物业的《苏格拉底的道德心理学》一书入手,批判地考察了两位作者对“苏格拉底问题”过于简单的处理,梳理了“苏格拉底问题”在古典学研究中的演进过程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作者还特别讨论了关于苏格拉底道德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苏格拉底究竟如何看待情感?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他的理解,即苏格拉底是否只重视理性而无视情感,以及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意义。

鸭脖娱乐最后要特别交代的是,作为一种试验,本期论文栏中的第三组和第四组,废料采撷了“历史书写”或“史料批判”方面的成果,这是近年来中古史研究中颇具新意的一种范式,它把以往被学界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更有深度地视为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从而注重于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这个学术热点的形成,既受到了后现代史学“文本”观念的影响,也是对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一种推进。——借此机会,我要向代表本刊组稿的邱源媛博士,致以特别的表彰和谢意。当然不在话下的是,今后还将择机刊载类似的专题讨论,以适时地推展在某一领域的学风变迁。

刘东

2017年9月23日

补写于清华学堂218室